●他,这样阐释教育的目的:不在给予学生以知识,而在训练学生的行为。要让他们于认识书本以外,还要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这样培育出来的小孩,一种原因是能干的,一方面也是快乐的
●他,这样鼓励民众学习:要看电影,必须交一根老鼠尾巴或10只苍蝇才能换取一张入场券;或者在入场口先考认字,合格者方可进入
“不,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这是上世纪20年代初,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卢作孚和朋友之间的一段对话。当时,卢作孚提出了“用微生物方式”(即专家们所称的“渐进的社会改革试验”),推动中国进步的想法和意见。几年之后的1927年春天,卢作孚开始在北碚推行乡村建设,践行了“微生物”式的革命试验,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1927年,北碚全乡只有37所私塾,两所公立小学,650个学生,不读书的小孩子不知若干倍于读书的孩子
上世纪20年代,北碚还是巴县一个偏僻的小乡场,封建生活充斥每个角落,俨然与现代社会隔绝。
在北碚地方史研究者唐文光、李萱华上世纪80年代编写的《卢作孚文选》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在今天以前乡村的人们,除了每年偶然唱几天或十几天戏外,没有人群集会的机会;除了赌博外,没有暇余时间活动的机会;除了乡村人们的相互交往外,没有与都市或省外国外的人们接触的机会,他们没一切知识、一切兴趣。”
档案记录,在1927年,“北碚全乡33保,有37所私塾,650个学生”,“有两所公立小学”,“不读书的小孩子不知若干倍于读书的孩子”,“不读书的原因,一是读不起,二是没有地方读。”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在陶行知等人的倡导下,关注乡村教育的全国知识分子下乡运动(即“博士下乡”运动)正在蓬勃开展。
与同时代的晏阳初、梁漱溟最大的不同是,他“不是简单地把农村变为城市,更不是把城市建在农村,而是把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部分推广到农村。”(引自1929年的《峡防团务局刊》)
“也就是说,卢作孚是以教育现代化为手段去推进乡村现代化,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鸣鸣说。
正因为如此,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成为了卢作孚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他要让祖祖辈辈生活在群山连绵、沟壑纵横的峡区百姓摆脱峡谷意识的束缚,开阔眼界、胸怀全国、展望世界,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把三峡经营成为一个灿烂美好的乐土。”(见《卢作孚文集》)
后来当了四川省省长的肖秧当时便在学校校务处刻钢板,学校连他的伙食费都全免了。大家对勤工俭学的同学很尊敬,因为他们可以自食其力,而依靠家长力量来读书的学生,在他们面前很惭愧
兼善中学大操场上,800名激情昂扬的学生同时拉响手中的二胡,合奏起《光明行》、《前进操》、《空山鸟语》……浩荡柔和的乐声弥漫在山谷林间,在晚风中飘荡回旋。
当时的二胡演奏者之一、现已90岁的杨本泉老先生,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这盛况空前的一幕。
1930年,卢作孚在火焰山的东岳庙上创办了私立兼善中学(后推倒庙宇修建“红楼”当校舍)。兼善两字取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以诠释“兼善天下”的办学理念。
对于如何培养“兼善”的学生,卢作孚在他的《乡村建设》一文中作了诠释:“办学校的人都有一样的错误,认为学生只应该读书,只应该认识书本,不知学生于认识书本以外,还要到学校以外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教师不仅仅为了吃饭来当教师,还须有教育的热情,不仅仅教几句书,还须教学生种种的行为。”
卢作孚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在给予学生以知识,而在训练学生的行为。”所以,训练学生最紧要的有两点,一是“训练他们运用科学的方法”,一是训练“他们随时随地有艺术的欣赏”,而“实现以上方法,培育出来的小孩,一种原因是能干的,一方面也是快乐的。”
当年的兼善学生胡鸿猷对此深有体会。他曾撰文回忆:当时学校录取学生,不以家庭贫富做取舍,也不看父母是官是民,更不讲人事关系。“老师提倡说真话,不做假事,用词要求准确,不能说‘大约’、‘差不多’、‘可能’等模棱两可的词。为了教育学生,卢作孚先生还在学校的新营房题写了‘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做人’的标语。”
上世纪30年代在兼善中学读书的杨本泉也深有同感,他说,那时兼善的学生和今天的学生不一样,他们每天都有头脑和身体训练,课余要参加歌咏、国乐、舞蹈、话剧、壁报、演讲、川剧、球队等活动。
“那时体育课很重要,学生不光在学校锻炼,寒暑假回到家还要坚持锻炼,如果体育等两门学科不及格,就会留级。”据杨本泉回忆,当时学校勤工俭学的同学不少,他们在校长室及各教师办公室、医务室、保管室、图书馆工作,这中间还包括后来当了四川省省长的肖秧。
“肖秧当时便在学校校务处刻钢板,另外两位同学下课后为同学理发,学校连他们的伙食费都全免了。”
杨本泉说,那时大家对这些勤工俭学的同学很尊敬,因为他们可以自食其力,而依靠家长力量来读书的学生,在他们面前很惭愧。
“那时的中学生,绝不攀比自己家长。我的同学卢国纪在兼善读书几年,同学们很久都不知道他就是董事长卢作孚的儿子。”杨本泉说。
兼善中学只是当年卢作孚发展学校教育的一个实例。自1930年创办兼善中学后,卢作孚又于1935年增设巴县县立女子职业学校。至1936年,北碚小学已发展到18所,私塾66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21%。而至1949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才20%。
电影可以不要钱看,但必须交一根老鼠尾巴或10只苍蝇才能换一张入场券;或在入场口先认字,合格者方可进入。这样一来,就出现一家子欢欢喜喜到了电影院,结果儿子进去了,老子却尴尬地被挡在门外;或者老公进去了,老婆却进不去
如果说学校教育是润物细无声,那么,民众教育则像一场暴风骤雨,来得十分猛烈。
1928年的一天晚上,卢作孚带领峡防局学生队趁夜将北碚关帝庙中的泥像拆毁,加以修整,辟作图书馆。
天刚放亮,人们发现了这非同小可的事情,有的大惊失色,赶紧供神上香;有的跳着脚,站在街边叫骂;有的干脆跑到峡防局门口又哭又闹……一时间,卢作孚四面楚歌。
但卢作孚并不惧怕,召开民众大会,把骂他的人都请到场:“是的,我叫人打了菩萨,我不怕报应,我们打它,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北碚的建设。”“庙里的菩萨是什么?不过是泥巴和谷草塑的,下雨淋在它身上照样塌掉……可破的不是庙里的菩萨,而是我们心中的菩萨……不打掉它,就不能建设美满的三峡!”
这场风波以卢作孚的胜利而告终。几经扩充后,1935年峡防图书馆有可容80人的阅览室,可供陈列120种报刊杂志的阅报室,还有供专门研究的参考室。卢作孚让人在墙上写下标语:“若要今年收成好,请到图书馆去看做庄稼的书。”每日的阅览者从最初的数人增加至后来的300余人。
在卢作孚看来,民众教育的目的是“指导人们改良实际的生活,使所有民众‘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习惯’”,“让这死的乡村活起来”。于是,他先后设立了民众、力夫、船夫、农民、工人学校,教授的内容因职业不同而各异。
例如,船夫学校教以其生活需要的常识,如沿江险滩所在、峡区物产之分布、水上交通等;力夫学校则教授其接待客人亲切的态度、搬运货物应守道德、沿途的名胜古迹等。
为了鼓励群众学习,卢作孚还挖空心思,推出种种优惠政策:例如,参加了学习后,在地方医院看病,不收取挂号费;在三峡厂扯布,再打折扣;雇用力夫的学生,能够得到更多工作机会等。
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刘重来向记者讲起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往事:1933年,北碚民众剧场第一次放映电影。峡防局规定,电影可以不要钱看,但必须交一根老鼠尾巴或10只苍蝇才能换取一张入场券;或者在入场口先考认字,合格者方可进入。
这样一来,就出现一家子欢欢喜喜到了电影院,结果儿子进去了,老子却尴尬地被挡在门外;或者老公进去了,老婆却进不去。
这招很有效果,一时间,巷道、沟边被人们反复清扫,老鼠几乎被打绝,苍蝇明显减少。1931年11月22日的《嘉陵江日报》上写道:“北碚市中学校园道上,体育场间,一到晚上八点以后,随处碰到手里拿着书本的人,不是民众学校夜学出来的学生们,就是在图书馆研究东北问题的峡局职员。”
为了让地处偏僻闭塞的北碚人开阔眼界,认识现代生活,卢作孚还让北碚所有的工厂、机关、学校、医院利用节假日对外开放,请乡民参观。
此外,他还修建了民众体育场,并于1929年4月20日至26日,举行了四川近代体育史上顶级规模、参加面最广的运动会。
卢作孚曾经说过一句话:看见的不是力量,看不见的才是力量。刘重来赞叹:“他不仅要兴办现代的各项事业,而且还要让人们头脑现代化起来。”
到1950年清理股权时,民生公司尚有专人管理的“文记”股一万股,其股息按年拨付给西部科学院,而当时民生公司全部股份还不足80万股
1933年8月的一天,北碚嘉陵江温泉公园(现为北温泉公园)绿阴环抱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会议在此召开。
会场四周用篾席相围,入口处扎有五色布装饰的两层牌坊,周围用白布编成菱形格子加以装饰,会场内排列摆放座椅200余把。大会主席台也用篾席搭建,背景是用松枝扎成的“/\”形图案,中间悬挂孙中山先生像,台前缀以各色花布和绉纸花饰,会场中书有“我们继续的努力,来宾深刻的指导”等标语。
当天下午,中国科学社第十八次年会在这里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位科学家参加会议,并提交了42篇科学论文。会议结束后,中国科学社将本次年会陈列的40余件科学仪器全部捐赠给在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
此后,不少中国科学团体纷至沓来,到北碚进行科学考察,极大地促进了西部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科研机构和科学技术人员纷纷来北碚安营扎寨。北碚成为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科学中心”。
早在1930年,卢作孚便在北碚创建了中国西部科学院,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西部地区最早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也是民国时期中国为数不多的几家民办科研单位之一。
现任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室主任项锦熙介绍,“当年,筹建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除了向当地士绅、军阀募捐(如杨森捐款修建了西部科学院主楼‘惠宇’)外,还让民生公司及他任董事长的北川铁路公司、三峡染织厂等共拿出15.1万元作为建设经费。”
更令人敬佩的是,卢作孚对峡区科学研发事业的支持从未间断。据卢作孚研究者赵晓玲介绍,到1950年清理股权时,民生公司尚有专人管理的“文记”股一万股,其股息按年拨付西部科学院,而当时民生公司全部股份还不足80万股。
市科委副主任潘复生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介绍道,中国西部科学院在鼎盛时期设有理化、质地、生物、农林共4个研究所。1931-1935年间,开展的较大规模的调查就有20多次,足迹遍布现在的重庆、四川、贵州、青海、云南等地,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如今,中国西部科学院已成为重庆市自然博物馆北碚陈列馆,里面陈列着包括恐龙化石在内的各种鱼类、鸟类和化石标本,每天来参观、游览的人络绎不绝。
“中国西部科学院也是中国最早研究大熊猫的科研机构,我国第一副大熊猫标本就由该院制作而成。”潘复生称,此外,在地质研究、农业科学技术、理化研究等方面,中国西部科学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为以后中国西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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