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兔年春节的喜庆中守望着下一个春天的故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巨浪将产业升级的航船推向新的里程。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中国新版GMP的正式颁布，为医药产业升级的蓝图翻开崭新的一页。
几度风雨，几番革新，一个政策的本身，如果与民众安全用药的利益福祉息息相关，那么它的酝酿出台，就必然是一个缜密细致，反复推敲磨练的科学历程。
作为一份风行30年的主流行业媒体，适逢此番GMP重大修订，我们力求多元化对政策关键点进行深刻而专业化地解读。因此我们策划了“新版GMP全聚焦”与“中国新版GMP编写专家独家访谈”两个系列的专题报道。
出于对政策发布时间与本报出版周期的综合考量，我们此次先行推出独家访谈系列，我们将关注的目光落到了新版GMP起草小组的专家身上。毫不恭维地说，他们是起草新版GMP的骨干力量，是中国制药工业的智囊，是产业升级的践行者。我们将直观的呈现他们对新版GMP的理解与思考，与您共同感受专家心目中的产业升级愿景。
本期对邓海根与钟光德两位起草组专家的访谈将作为开篇。政策发布之后，本报将第一时间启动政策解读性的系列策划“新版GMP全聚焦”，届时将由政策出台的“设计师”——相关官员为您权威讲解政策要点，并汇聚专家、企业届的多种关注与评价，让你我一同感受中国医药主流力量的强国梦想。
作为中国GMP资深专家，原无锡华瑞制药的质量部负责人邓海根从上个世纪80年代无锡华瑞的建厂开始就在推动中国GMP的历程，在新版GMP即将正式颁布之际，他欣然接受了《医药经济报》的专访。
采访伊始，邓海根向记者详细地阐述了即将出台的新版GMP的修订背景，他对本报记者说，国际上近二三十年内，药品监管标准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加速，药品注册是药品质量保证的源头，1990年欧盟、日本、美国创建ICH人用药品技术标准国际协调会，这样，形成了先进工业国的“三驾马车”来决定国际认可的注册申报资料的格式和指导原则。
邓海根认为，我国制药行业吸纳了国际注册的先进经验，正在不断取得进展，至于GMP与注册，只是药品生命周期的两个不同段阶，两者密不可分，顺应全球经济及时代的发展，走国际化的道路，这是必然的选择。
“世贸组织成员国2001年正式接纳中国入世，WHO的标准是国际药品贸易的‘游戏规则\\\\’，遗憾的是，我国药品监管的标准低于WHO的要求，企业出口产品需要自行努力，同时符合我国及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准。”
在邓海根看来，总体上说，新版GMP标准是行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产物，它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我国药品科学监管的道路上迈开了一大步。因此，这次GMP的修订，将具有里程碑意义。
《医药经济报》：从征求意见稿来看，新版GMP的最大变化是注重软件，尤其是对于制药企业质量管理提出了很多要求，质量受权人写入了新版GMP，质量受权人在公司制作环节的职责是什么?
邓海根：在WHO2007版GMP的提法中，药品放行受权人(Authorizedperson，AP)系指由国家药品监管机构认可的，负有确保每批药品已按该国的法律、法规生产、检验和批准放行责任的人员。
而欧盟用Qualifiedperson(QP)来表述这一有法定特殊职责和素质要求的人员。QP是欧洲议会及欧洲理事会2001/83/EC号法令的要求，WHO的GMP是建议性的，由各个成员国决定，通过法律程序方能正式采用，WHO提出AP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换言之，WHO的成员有权根据本国的国情，来决定本国的药品监督管理模式和法律文件。
美国并无这样的制度。英国是先有人做此项工作，然后再按欧盟的要求设置这样的人员。中国实施WHO的要求，也需要由政府制订相应的法律性文件，试点的用意也可能在此。
新版GMP中，质量受权人主要履行产品放行审核的职责，为确保能做好此项工作，质量受权人要了解需放行产品的质量投诉、稳定性考察、召回、产品质量回顾分析等情况，参与质量管理体系中的部分工作。因此，质量受权人在企业中受质量管理负责人的领导，但在小企业中，质量管理负责人可以兼任质量受权人。
新版GMP之所以规定质量受权人仅履行产品放行审核的职责，原因是期望制药企业加强对上市药品的全面审核，对上市药品的质量最后再把一道关，但无意对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架构作重大的改变。
《医药经济报》：风险管理首次写入我国GMP规范，新版GMP在“质量风险管理”的概念及内容上，要求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对药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根据科学知识和经验做评估，这对于制药业的良性影响体现在哪里?
邓海根：2005年11月9日，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ICH)发布了质量风险管理(ICH-Q9)指南文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认为这一个文件将制药行业的质量管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ICH-Q9的发布，FDA和欧盟、WHO都在力推建设药品质量风险管理系统，藉以促进药品质量管理体系的优化与完善。
质量风险管理，即依照产品质量的风险，特别是对患者的风险进行科学合理的资源安排，摆脱平均分摊资源的不合理状态。换言之，ICHQ9及FDA的倡议，基本点是科学管理，是消除无效投资，提高管理上的水准和增强制药行业社会效益的重要手段。
今年1月，由北京大学药物信息与工程研究中心组织翻译，并由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美国专家的专著《药品注册批准前检查》，这本著作是美国药品监管法规核心理念的概述。在该专著中提到：“FDA基于风险的质量管理，为应用新的和创新方法的企业打开了一扇大门。”
现在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改进他们的质量管理程序，在提升产品质量和安全保证的同时，减少相关成本，并缩短产品上市所需的时间。FDA倡议的最终目的是鼓励企业采取了合理的科学原理和风险管理工具，以更好地管理药品生产中的危害。在成功地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以后，企业最终将能取消那些对确保药品安全性或质量无意义的生产控制。
风险管理说到底是科学管理加持续改进，强调的是前瞻性的预防行为以及对问题最终的原因的调查和持续改进(CAPA)，来保证决策的恰当性与有效性，以避免盲目性，获得“控制损失，创造价值”的双重效果。
风险管理是衡量企业能否实现管理现代化的要素之一，我国新版GMP适时引入这个现代概念和要求，对企业质量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对制药企业而言，对药品实施质量风险管理既是责任也是义务，这关系到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更是保证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使命要求。
《医药经济报》：新版GMP新增了对于委托生产的要求，请问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会对本土制药企业的委托加工带来什么影响?
邓海根：委托生产和委托检验是社会最大限度充分的利用资源的一种商业模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商业模式在国际上得到愈来愈普遍的应用，也是降低药品生产所带来的成本的一种方式。我国目前尽管也有一些法规的规定，但不够全面，特别是委托检验如何按GMP的要求管理没有相应的法规规定，考虑到这些真实的情况，新版GMP对委托生产和委托检验从技术层面上作出了更全面、细致的规定，这与国际上的有关要求是一致的，它必将进一步规范我国药品的委托生产和委托检验行为，从而确保上市产品的质量。
《医药经济报》：现在不少已经通过欧盟cGMP的本土企业在为跨国企业做OEM，新版GMP关于委托加工的条款并未涉及到核心技术保护，请问这是否会对委托方造成不利?
邓海根：OEM通俗说来，接受委托生产的企业要能原汁原味地生产出首创/品牌产品。委托需要有商务及技术合作协议，现实地说，高科技、高利润、高要求的产品通常在国内是不会被委托的。新版GMP中有关委托生产和委托检验的要求，只解决如何按GMP要求规范进行委托的问题，不涉及知识产权，也不涉及哪些产品的生产或检验能委托这类政策性问题。
《医药经济报》：经过数次修订的新版GMP虽仍未揭开面纱，但提高管理标准特别是无菌生产方面的要求已经明确，相比98版有很大提高。新版GMP包括厂房的设计理念和无菌管理理念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那么，新版GMP对无菌药品的要求具体都有哪些提高?
邓海根：98版修订标准中，无菌药品附录的篇幅约为1500字，新版GMP征求意见稿无菌药品的附录为1万多字，要求确实有质的提高，大体说来有以下方面：
1)洁净区环境取WHO2007无菌药品的标准，按ISO14644-1的标准划分，这与欧盟相一致，虽然WHO并无欧盟及FDA那样对无菌生产的环境有微粒连续监控的要求，但它在第十条中要求：A级区监测的频率及取样量，应能及时有效地发现所有人为干预、偶发事件及任何系统的损坏。这与欧盟的标准是十分接近的。微生物一般大小在1m左右，控制了产品暴露的环境微粒，也就大大地降低了微生物污染的风险。
增加的这两章既是国际上的通用要求，也是国内现实的需要，中国有更多的企业正采用这类技术，有必要对此作出相关的规定。
7)采纳了国际上公认的灭菌标准，流通蒸汽处理不再被视作最终灭菌，而是WHO2010无菌药品7.4中所提到的弥补除菌过滤法不足的热处理手段。
8)明确规定了各种灭菌方式(如湿热灭菌、干热灭菌、辐射灭菌、环氧乙烷灭菌)的相应管理要求。
《医药经济报》：据您所知，中国目前在无菌药品生产领域，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在哪里?国内制药企业全行业的无菌改造会不会有难度?
邓海根：国内无菌药品与国际的差距主要在人的理念，换言之是人才不足，由此影响设计、硬件改造及管理软件。国内设备的制造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与国际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由于我国早已在网上公布了GMP征求意见稿，相当一部分无菌药品生产企业已完成了改造，我个人觉得，这对可最终灭菌产品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影响大的是全无菌操作的车间/企业，因为国内标准不配套，可能会出现误区，设计不合理，或留的余地过大，以致影响日常运行的成本。在GMP标准变更时，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是正常的，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类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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