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世界顶级科学家论坛近期举行，与会的科学家中有许多都是诺奖得主，翻阅他们自述的成长经历，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经历和当下提倡的“名校规划”有着天壤之别。究竟是什么成就了这些科学家？本文作者将其归结为四点：家庭、家族和遗传基因；大自然和社区；突破个人生活范围局限的大游历；复杂的演化。
10月底到11月初，第三届世界顶级科学家论坛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如期举办。虽然疫情给会议带来重重困难，仍然有多达61位诺贝尔奖得主，76位图灵奖、菲尔茨奖、沃尔夫奖、拉斯克奖等获奖者参与，阵容甚至超越前两届。
为了称职地完成大会同声翻译的任务，我去诺贝尔官网查阅了科学家们的学术研究方向及成果。意外的是，我读到的不是复杂艰涩的物理、化学、医学、生命科学理论和术语，而是比小说还要精彩的科学家们的自述。他们的故事精彩纷呈，跌宕起伏，交织着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动荡及风云，让人欲罢不能。
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委员会，真是做出了非常聪明和有意义的贡献：他们邀请每位获奖者描述自己的人生经历——从童年开始，甚至追溯家族历史，分享给全世界，让大家共同来寻找发掘培育、激发创新的元素。
各个国家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们，以真挚和深情，不受文体拘束、丝毫没有保留地写出了他们的故事，传递给我们智慧、洞察和启示。
这些故事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他们的经历和时下流行的所谓名校规划南辕北辙。成功绝不是规划和设计出来的，重要的是要让孩子自然打开的心灵去吸收大自然、家庭、社会、世界非常天然提供的养分，冥冥之中，自然有一批人会脱颖而出。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做法——父母把各种资源对着一个或两个孩子定向密集投放是起反作用的。这些父母做的是限制、束缚，而不是打开和滋养。
只有打开和滋养，才能生长出开放、包容的创新力，也才最终成就了这些顶级科学家。而他们的创新力，总结起来有四大驱动密码：家庭、家族和遗传基因；大自然和社区；突破个人生活范围局限的大游历；复杂的演化。
我读到的第一个自述是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的主席、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Roger Kornberg。原来他爸爸Arthur半个世纪以前也得过诺奖——他是分离DNA聚合酶、并在试管中合成DNA的第一人。Arthur小学就连续跳级，15岁已经高中毕业。
两个Kornberg是人类历史上第六对诺奖父子，而Roger的弟弟Thomas是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教授，另一个弟弟创办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
Roger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爆料，他大学的时候还任性地选择了英语文学专业。Roger有一个传奇广为人知，小时候当父亲问他要什么圣诞礼物，他的回答居然是“一周的实验室时光”——他到底还是为科学而生。
在顶尖科学家协会的几位执委中，来自几代学术家庭的诺奖得主比比皆是。比如出身于印度的2009年化学奖得主Venkatraman Ramakrishnan，日本化学家野依良治，都是子承父业，薪火相传，充分显现出在基因、遗传、家庭对人才成长的作用，也许远超于世人愿意承认的程度。
1997年物理奖得主朱棣文居然自称“家族学术黑羊”，因为他学生时代成绩平平，星光黯淡，被大哥的光环笼罩。 大哥朱筑文打破纽约花园市高中累加平均GPA 记录，是个超级学霸，顺理成章地进入普林斯顿，后来又轻松拿下麻省理和哈佛的博士学位。
朱家的学术基因至少可以追溯到祖父一代。外祖父李书田拥有康奈尔土木工程学位，是中国水利科学开拓者，他的哥哥是一名物理学家。父亲朱汝瑾是麻省理化学工程博士，母亲李静贞则是经济学家。他们的兄弟姐妹也都是科学和工程博士。到了朱棣文这一代，两个兄弟和四个表兄弟一共拿了三个医学博士、四个博士和一个法学学位。
父母明确告诉朱棣文，他的人生没选，朱家的每个孩子都要做科学家或者学者。他爸爸说，不确定他是否足够聪明能从事物理，但是最起码可以在工程或者建筑领域取得建树。
朱棣文自叙曾经叛逆，9年级时曾有两个月不肯上学。但是一旦他离开家去罗彻斯特大学，没有家族压力，可以面对自己的内心时，他却发现物理正是他的一生挚爱，科学研究给他带来无限的幸福。如今他年过七旬，仍然每周工作60、70小时。
当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之时，他也许忽略了大陆学术界曾经断代的问题。
Venkatraman Ramakrishnan能说出他父亲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攻读博士后时的导师、知名酶学专家的名字——David Green，这是跨越三代、跨越国界的传承和积累。
杰出的人才并非大学可以点石成金直接孵化出来的。大学必须有一个种子库，这个种子库来自民间的长期积累。
朱棣文弟弟朱钦文的经历则更加传奇。16岁的他和同伴挑战一项吉尼斯纪录成功——用一张地铁票以最短时间经过纽约每一个地铁站（22小时11分半）。高中时他故意在历史考试中答错所有选择题，得了零分，然后潇洒地退学，离家，旅行。
大游历使他见多识广，能言善辩，兴趣广泛。玩够了以后他决心重返校园。由于没高中文凭，UCLA一开始拒绝了他的入学申请，但是他最终说服了招生官。
8年时间，他完成本科、研究生、政治学博士和哈佛法学博士课程，后来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知识产权律师。知识产权律师需要熟悉生物工程、软件、高科技、国防等领域最前沿的技术，也是半个科技人员。
虽然朱家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一度落空，家族的基因仍然发挥着作用。大游历使朱钦文突破了家族成员既定的人生轨迹，而学术家庭的馈赠并不只是引领孩子走上那条既定的道路。
事实上多子女是个最重要的被忽略的成功元素，尤其是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只要有一个符合了父母的期望，就能解放其他兄弟姐妹追随自己的梦想，走出无心插柳的美妙道路。
2014年化学奖得主Michael Levitt出身于南非，16岁到伦敦的叔叔家度假，就马上决定留在英国读书。英国有南非没有的雪和电视机，彼时，1964年伦敦奥运即将来临。
Levitt在电视上看到刚刚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JohnKendrew的讲座“The Thread of Life”——关于分子生物的最新发现，十分着迷，将物理运用于生命科学的前景令他憧憬不已。顺便说一句，他的叔叔和婶婶也是科学家。一位开发了炭疽疫苗，一位发现了朊病毒。
新信息的刺激，新环境的经历，对人的见识、想法以及对世界的理解，都有着不可预知，却也可能妙不可言的作用。
在本届顶尖科学奖论坛开幕式上，钟南山的视频致辞中说，没有人为了得奖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诺奖是一个国家科学环境和长期综合环境的温度计。
美国是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随后三位是英国、德国和法国。因此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年轻人如果想要攀登科学高峰，到西方社会留学、游历，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诺贝尔得主中有许多小镇青年。在欧美国家，小镇成长似乎仍然有巨大的滋养作用，许多诺奖得主深情地描绘他们小时候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无拘无束地成长。
他在明尼苏达州的Minneapolis犹太社区长大，有很多表兄弟姐妹和其他犹太家庭的玩伴。他最爱的活动是泛舟北明尼苏达湖钓鱼。
湖水中的神秘世界，初中时在学校的一次科学节忽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对微生物发生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浓厚兴趣，决心攒100美元的打工收入买一个学生用专业显微镜。
Randy的前辈、第一个发现单细胞微生物的荷兰科学家、微生物之父Antomi van Leeuwenhock也是每天对着Berrkelse Mere内陆湖发呆，琢磨湖水为什么冬天清澈、夏天乏白泛绿，而发现他称之为“animalcules”的微生物（那是1674年，连细菌一词“bacteria”都还没有）。
Randy妈妈老是挪用他的零花钱，用于购买家庭用品，导致他总也存不到100美元。
一个周六的下午，他给邻居除完草，沮丧中骑车到警察局，表示要离家出走。警察叔叔把他父亲叫来一番密谈之后，Randy当天就拿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显微镜。以后他的父母一直珍藏这部显微镜，直到Randy最后将显微镜捐给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博物馆。
后来他们举家搬去加州。9年级时，他父母的朋友、一个在医院实验室工作的阿姨教他认识细菌，自制培养箱，在家里研究微生物。他自己找来微生物学的书籍读，憧憬着到伯克利大学读书，追随这些书的作者。出于经济原因，他最后只申请了离家更近的UCLA。
有趣的是，这个没有学术家庭背景的小镇青年后来遇到了Arthur Kornburg（前文中提到的父子诺奖得主那一对的父亲），加入了Arthur在斯坦福的实验室。Arthur私下问他为什么没有读个“更好”的本科呢？
Randy W. Schekman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强调，美国的公立大学，尤其是加州系，不输给任何更大牌的顶尖私立高校。
2007年生理学或医学得主Mario R.Capecchi在二战中的意大利曾经流落街头。他的母亲是一位诗人，因为参加反法西斯、反纳粹的政治活动被捕入狱。Capecchi当时只有3岁半。母亲清楚自己会被捕，把他交给一对意大利农民夫妇照顾。
一年后母亲留下的钱莫名其妙地“耗尽”，Capecchi在街头和孤儿院辗转流离，经历着饥饿、营养不良和伤寒，直到9岁。战争终于结束，母亲找到了他，带着他投奔美国的舅舅。
Capecchi的舅舅Edward Ramberg是一位出色的量子力学家，他和他的夫人是桂格教派成员，宾夕法尼亚州Bryn Gweled社区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社区践行桂格派和平主义、平等博爱的理念，有许多有益儿童成长的社区活动：绘画、舞蹈、戏剧、运动、宗教哲学研讨、户外探险。每周社区居民都共同建设道路、电话电线电缆设施和活动中心。
战争给Capecchi留下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就在这个充满爱心和温暖的社区慢慢地愈合。无数个夜晚，Capecchi在梦魇中撕烂床单，砸烂床框，心理医生束手无策，而社区的力量最终使这一个孩子获得了新生。
舅母从零开始教他英文，学校的老师让他用颜色、绘画和活动逐步融入新环境。学术和运动都贯穿着桂格的简单、关爱、服务理念。除此之外，桂格学校最大的特色是冥想。多年之后，Cepecchi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当年自己上过的George School，让她汲取桂格教派的精神养分。
虽然我的童年没有一点滋养，人类内心追求改变世界的渴望不会完全熄灭，一旦机会降临，早年的障碍可以克服，梦想可以实现。
所谓复杂的演化，是指人的成长过程中要一直地被刺激和滋养，激发自身去动脑筋，去处理问题，唤醒自己改变这样一个世界的冲动。
人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当然是一种幸福，但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小朋友缺少大自然的滋养，缺少长期稳定的、可以信赖的社区网络，让他们学习借助团队的力量做成更大、更有意义的事。
更麻烦的是，孩子们绝对没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他们的一切都被安排得妥当，似乎只需要在学校、兴趣班、度假地之间填满时间就行。
我们的学校也不鼓励孩子们讨论社会问题，相反，我们似乎在暗示他们接受一切现有的安排。这样的人生不是开放的，有机的，打开每个细胞接受成长和养分的。相反，它是封闭、禁锢、退化的。
2010年经济学奖得主Christopher A.Pissarides出生于塞浦路斯，在Nicosia群山、峡谷和海岸边长大。11年的学生时代屡屡被塞浦路斯的独立运动、希腊和土耳其社区之间的武装冲突所中断。
1974年，在土耳其军队入侵并占领他的家乡之前，他乘坐最后几个商业航班之一逃离。这样的成长经历当然会让人处于非常警觉、敏锐、积极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是才是后续学术研究的温床。
2001经济学奖得主George A.Akerlof出生时，他的父亲是耶鲁的化学老师，他的哥哥很聪明，每周都跟着父亲一起去实验室。George自觉是个局外人，不能理解世界的奥秘。于是他要为个人选择一个他的父兄不感兴趣的领域，建立自己的身份。
父亲没有正真获得耶鲁的终身教职，屡次更换工作，一家人也跟着搬家转学，从俄亥俄的曼哈顿项目到匹兹堡的Mellon Institute、马里兰州的Naval Powder Factory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最后，被普林斯顿辞退后，在教授们的协助下，父亲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
George这时候才11，12岁，慢慢的开始思考经济学的问题。他想，如果父亲失业，家庭开支减少，另一个父亲就会失业，而国家的经济会因此螺旋下滑。之后，就业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就成为George作为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部分。
心智的成长，最终会焕发人的才能，成就自己的人生。而这样的成长，并非安排好的规划所能替代。
顶尖科学家论坛早已闭幕，但是我的科学家自叙阅读却还在持续。这是我此阶段的结论：
最后，让孩子们从培训班的格式化中解脱出来，操心一些真正的家庭的、社会的、人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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