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攻心是审查调查谈话的基本策略方法。它是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教育的方式引导和促使被谈话人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核心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唤醒被谈话人的初心，向被谈话人宣讲宽严相济的政策，分化瓦解涉案人员，加快办案进程。
由于被谈话人的社会经历、心理健康状态、性格特点、错罪轻重以及走上违纪违法犯罪道路的原因各不相同，面对谈话的思想活动十分复杂，而且在谈话的不同阶段，会持续不断的发展变化。这就要求谈话人随时注意分析和掌握其思想动态，有的放矢进行政策教育，不能泛泛而谈。
宽严相济的政策包括宽、严两方面，该宽则宽，当严则严，不是宽大无边，也不是严之无限。要讲得全面，注意分寸，不言过其实，不脱离纪法规定；不能给被谈话人“许愿”“打保票”，不利用所谓政策搞变相诱供、骗供和逼供；要正确区分对抗审查调查和自我辩解的界限，对于被谈话人提出的有理有据的反证，事关错罪有无、错罪轻重的申辩，要耐心听取，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视为“对抗”，横加指责。否则，不仅不利于教育和挽救人，还会造成冤假错案。
尤其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我们给出的政策，必须是明确无误的，可以落到实处的，否则就会失去公信力，这是得不偿失的，而且也与我们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
在审查调查阶段，我们应珍惜每一份证据，不是必要时不宜轻易使用，尤其关键的“炮弹”“底牌”更是如此。必须选准最佳时机，一经抛出，务求必胜，发挥证据的最佳效应。使用证据较为合适的时机，主要有以下五个：
一是在是否交代犹豫不决时。采取审查调查措施后，被谈话人思想波动较大，对于是否交代、是否如实交代，往往处于思前想后、犹豫不决的状态。这时，若能够把握机会，及时使用证据，就能使被谈话人清楚我们已证据在握，只有交代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从而封堵其退路，促使其向坦白的方向转化。
二是在露出破绽极力掩盖时。当有的问题被揭开，或有关事项暴露时，谈话对象便极力编造谎言，进行掩盖。这时，若能够及时出示有关证据，便可以击碎其幻想，促使其彻底放弃侥幸心理，交代问题。
三是在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时。谈话对象交代自相矛盾，是其在畏罪心理支配下，不愿交代有关问题，而又想编造事实蒙混过关，由于心绪紊乱，前后矛盾，顾此失彼，不能自圆其说。此时，若能及时使用证据，必能促使其如实交代问题。
四是在心存侥幸避重就轻时。虽然案情已有突破，谈话对象能够交代部分问题，但仍心存侥幸，避重就轻，企图以交代小的问题换取“好的认罪态度”，从而隐瞒重大违纪违法犯罪事实。此时使用证据，便能撕掉其伪装，使其认识到：我们不但了解其已交代的问题，而且对其未交代的问题也了如指掌，只有全部交代才有出路。
五是在自恃有后台死顶硬抗时。有的自恃后台硬、关系广，依赖极强的侥幸心理，死顶硬抗，气焰嚣张，矢口否认存在任意的毛病，还有的不但否认自己有问题，还向谈话人大摆“政绩”与“功劳”。遇到这一种情况，要充分准备，周密分析，确保一举打掉其嚣张气焰，使其陷入被动，无力反抗。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再狡猾、顽固的谈话对象，也总有情感上的弱点及痛点。对有情之人、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感情牌”是有用、有效的。比如，对组织的感恩之心，对父母的孝敬之心，对配偶的愧疚之心，对兄弟姊妹的扶助之心，对子女的呵护之心，对朋友的义气之心等。
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激发、保护和引导其向善的一面，压制其趋恶的一面。一般来说，一个有良心的人，对党多年以来的培养，都会心存感恩之心、忏悔之心。哪怕他残存的只有一点，我们都不应放弃，都有做工作的余地。如在某专案中，谈话对象顽固对抗了四十余天，在其原领导多次出面，给他写信、做工作的情况下，他深刻地感受到，对于他这样一个有罪之人，组织并没有抛弃他，而是反复耐心地启发教育，给他指出出路。最终，他选择了配合组织调查。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一定要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戒之以法结合起来，如果晓之以理、戒之以法离开了动之以情，就容易成为空洞的说教；而动之以情离开了晓之以理、戒之以法，就不可能使谈话对象明辨是非善恶，提高思想觉悟，认错悔罪服法。
通过利益关系结成的同盟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牢固，实际上最为脆弱。一旦打破了这种利益关系的平衡，顷刻之间就会变成“筛子”，到处都是漏洞。所谓的血缘盟、利益盟，在自己的切身利益面前都会变得一文不值。
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找到、找准他们之间利益的痛点。对于事前有过共谋、事后经过串供的利害关系人，或者利用他们担心自己成为“替罪羊”而受到从严处罚的心态，或者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瓦解他们之间订立的攻守同盟，从而让其如实交代违纪违法犯罪事实。
另外，对于共同违纪违法犯罪，可通过同案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和相互不信任感，进行分化瓦解，重点突破。如果同案人之间有攻守同盟，则应在分别谈话的情况下，抓住他们相互之间在口供上的瑕疵、矛盾和漏洞，适时予以揭露，各个击破。
谈话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心理对立到心理相容的过程，从心理相异到心理趋同的过程。要想被谈话人听得进去，配合组织并且开展调查，搞对立是不行的。
首先换个角度、换个位置，站在对方的处境和立场上思考问题，然后再与他进行对话。让被谈话人清楚组织是为他好，并没有彻底否定他的过去，还关心着他的现在与将来。过去的成绩当然可以适当予以肯定，现在的表现也要视情加以鼓励，对于将来的出路，我们也必须予以指明，以让被谈话人作出正确的选择。
对此，我们要引导，要帮助其选择配合调查而不是对抗调查的路。当然对其错误，也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并依规依纪依法予以释明。但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要掌握在被谈话人此时可接受的范围以内，把握好一个度，循序渐进，从而促使其从对立逐步走向配合。
谈话的过程是一个心理战的过程。看谁具有更稳定的心理健康状态和更强的心理适应能力，更加善于捕捉和利用对方的心理弱点。
如，同情心人人都有，但其强弱程度却又有很大不同，如果谈话人的同情心得不到理性抑制，有时就可能被利用。如在某案中，先由两名新同志去和审查调查对象李某谈话，但笔录做出来以后，大家一看就感觉李某在编瞎话。这两位谈话人却说：“李某的态度诚恳，交代是可以采信的。”后来由两位老同志谈，几个回合后，李某就败下阵来。
反过来，如果我们抓住了被谈话人拒供、假供、试供的心理原因，可以顺水推舟，明确告诉他：我知道你现在想的是什么。对其假话、托词及时予以揭露，并适当给以台阶，告诉他人到了这个地步，为自己打算是正常的，但必须分清是非曲直，不能知错不改、错上加错，在违纪违法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总之，心理引导的目的，是要有利于被谈话人向善、向好，而不是向恶、向坏，不能让其走入心理绝望的境地。对于谈话人来说，只要谈话本身不走入僵局，被谈话人愿意听我们说话，我们要有耐心、有信心，充分信任并给予机会，通过心理引导深入细致地做好被谈话人思想政治工作。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谓水到渠成、铁杵成针，所谓不怕慢、就怕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矛盾追踪法是指利用被谈话人在谈话中暴露出的矛盾，结合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在综合分析判断的基础上，追踪、揭示和突破矛盾的一种谈话技巧与方法。
相关矛盾一般来说包括如下几方面：一是被谈话人情绪上的矛盾，如平时能言善辩，现在却沉默寡言；二是被谈话人判断上的矛盾，如其对形势、政策的理解与真实的情况的矛盾；三是语言上的矛盾，如前言不搭后语；四是事实上的矛盾，尤其在一些细节上，谎言之下难以自圆其说；五是逻辑上的矛盾，歪理邪说前后不通；六是与其他涉案人员陈述之间的矛盾等。
利用矛盾，可以动摇和瓦解被谈话人的抵触心理和顽固态度，使其认清形势，如实讲清自己的问题。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利用矛盾，首先要抓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要求谈话人必须认真分析相关口供及证据材料，找出并核实足以击中被谈话人要害的矛盾点。然后，利用这些矛盾点追踪、揭示被谈话人的问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突破其心理防线。
就是先不急于切入谈话主题，而是先从一些生活琐事入手，如是否有需要向亲属交待的事宜、接受谈话前是否办妥所在单位的交接事项等。在被谈话人逐渐放松戒备心理、能够正常对话后，再渐进问清其简历等基本情况，然后趁势递进，切入谈话主题，使其意识到既然已经回答了前面的提问，如再回避主体问题，于情于理都站不住脚，从而只好作出回答选择。也即在谈话中有意识地绕过主体问题，从侧翼追踪提问。这样做才能够让被谈话人精神不致过于紧张，无意中谈出对案件有价值的情况，或者暴露一些可供利用的矛盾点或者破绽，为最后追问主体问题创造条件。
使用这种方法，一定要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既要避免暴露谈话意图，又要使被谈话人的回答不离开中心。发问要具体、逻辑性要强，使被谈话人没太多思考的余地。当把与主体问题有关联的一些具体问题逐个问清楚之后，再选择适当时机，集中力量追问主体问题，使其陷入无法回避、推脱不了的局面，只好老实交代问题。
当然，一些同志在办案中还总结了许多可学可用的好经验好做法。需要非常加以说明的是，任何经验做法都不是死板的教条，他人的经验做法，只是给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指出了一条路径，我们应该重点学习掌握的，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而不是现成的、具体的经验做法。审查调查实践永远是千姿百态的，谈话对象是形形的，对谈话工作的探索也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而是为了活学活用、学以致用。
